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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波: 三次转身,成就一个学科

原创

作者:王斐玉 2026年06月12日 15:13 1383 阅读

心身医学,不只是学科的名字,更是他回答一个时代难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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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斐玉
运营| 孙悦
来源|《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1999年,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里,周波正面对一个令他反复思考的问题:许多脑炎、脑血管疾病患者,大脑的器质性损伤明明在好转,精神行为异常却越来越明显。医院没有精神科,每次都要请外院专家会诊,专家来一趟不容易,给了治疗方案后,后续如何调药、如何处理副作用,他只能自己去摸索。

那一年,周波34岁,他从内科转到神经内科已有六年。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便向主任申请进修精神科。他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职业生涯,也将改变四川省综合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的格局。三十多年后,他成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候任主委,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一手创建的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从14张床扩展到300多张,孵化了全国首个心身消化科、心身心血管科、女性心身科。而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也离不开医院的鼎力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杨正林始终高度关注心身医学建设,将其作为推动健康服务从“保生存”向“促发展”跨越的重要方向,让心身医学成为医院特色发展的重要标杆。

这条路,始于一个人的主动选择,成于一群人的执着坚守,最终指向一个学科的蓬勃发展。

周波的三次转身

1991年,周波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科。他学得快,也做得认真,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内科解决的问题很广泛,但我更想知道,那些控制我们思维、运动、感觉的指挥中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1993年,机会来了。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急需人才。“神经内科离大脑更近。”这个朴素的念头,驱动了他的第一次转身。

神经内科的工作被他形象地比喻为处理电脑硬件的故障——鼠标坏了换鼠标,声卡坏了修声卡,每个问题都能找到对应的病灶。这种思维训练让他变得严谨、精准,但也让他对另一种现象越来越困惑:那些硬件查不出问题的患者,该怎么办?

与精神科医生的会诊,他寻得了缺失的拼图,开启二次转身进修精神科知识。

一年学习结束,周波回到神经内科,开始了一个人的“联络会诊”生涯。“那十年很辛苦,但也很充实。”他说。他能帮助一部分患者,但也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每次看到那些辗转于多个科室、花费了大量金钱却始终得不到明确诊断的患者,他都会想:如果有一个专门的科室,能够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该多好。

2010年,刚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引进回国的时任副院长邓绍平提出了这个想法:四川省人民医院应该建一个精神科。消息传开后,大家质疑要在省医院腾出一个区域,装上铁窗铁门,里面病人惊呼呐喊,会不会影响其他科室收病人,医院运营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大,大家心里都没底;同行们也感到了竞争的压力,会不会“抢”专科医院的饭碗;就连医生和患者都对“精神科”三个字避之不及。重重压力之下,这个设想一度陷入僵局。但邓绍平带回来的麻省总院精神科的模式让周波看到了希望——那个只有24张床的精神科,以联络精神病学会诊为特色,把学科做到了全球第一,专门解决综合医院其他临床科室患者合并的心理问题。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讨论与论证,院领导班子最终达成共识:这个科室,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出特色。

于是,周波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转身——从一名单纯的临床医生,转变为学科建设者。这一次,他不再只是为自己补充知识,而是要为整个医院、为那些辗转无门的患者,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

一个名字承载的社会压力

2010年,许多患者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却因害怕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宁愿辗转于各科室,也不愿走进精神科。因为患者的病耻感,精神科医生也没有职业成就感。这种偏见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处的恐惧与误解。

周波在工作中深有体会。“那次医闹,是这种偏见最极端的体现。”他陷入回忆,语气沉重。一位小学教师因反复失眠、精力不足就诊,被诊断为抑郁症,治疗好转出院。丈夫看到诊断书上的“抑郁症”三字,顿时崩溃:“抑郁症就是疯子!”他认定这将毁掉妻子人民教师的职业生涯。无论医生如何解释“抑郁症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精神病,它只是情绪问题”,但他仍然听不进去,情绪失控下,伤医事件就发生了。

这件事暴露出的问题远比医闹事件更严重:在这个社会里,“精神疾病”这四个字,足以让一个人失去尊严,让一个家庭陷入绝望,让一个医生成为暴力的目标。

周波明白,要建这个科室,首先要解决的并非床位、设备甚至人才问题,而是一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它叫什么名字。

他开始查阅大量资料,翻遍国内各家医院的相关科室名称,试图找到一个既能避开偏见,又能准确反映学科定位的名字。他发现,有些医院叫“临床心理科”或“医学心理科”,但这些名字仍摆脱不了“心理”二字,而“心理”在当时的社会认知里,与“精神”几乎没有区别。

直到他找到了“心身医学”这四个字。

这并非凭空创造。心身医学在国际上已有几十年历史,国内也有心身医学的学术组织。其核心理念是:人的心理与生理密不可分,心理问题可表现为躯体症状,躯体疾病也会影响心理健康。这恰好契合了综合医院的现实需求——那些反复在消化科、心脏科、疼痛科之间辗转却查不出问题的患者,需要的正是心身医学的视角。

更重要的是,“心身医学”这个名字不带偏见色彩,听起来像一门高深学问,而非“关疯子”的地方。周波向院领导汇报后,大家觉得可行。全国首个“心身医学中心”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诞生了。

光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远远不够。如果病房还是铁窗铁门,那这个名字就只是一个空招牌。他决定彻底改变精神科的传统面貌。墙壁刷成暖色,挂上画作,空调设备间的门被美化成橱窗,整层楼像一座画廊。在那个年代,这是全院最漂亮的病房。

一个被社会长期误解的学科,就这样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周波心里清楚,真正的改变,远不止于名字和装修。

心身医学的四驾马车

在传统的精神科诊疗模式里,医生的角色相对单一:患者来了,问诊,开处方,交代几句,下一个。这种模式对于严重的重型精神疾病或许够用,但对于那些心身医学患者,远远不够。

周波在工作中逐渐发现,这些患者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首先,他们需要准确的诊断——这要求医生不仅要懂精神科知识,还要能识别哪些症状是内科疾病引起的、哪些是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达。其次,他们需要药物的精准调整——心身医学的患者药物使用比传统精神科更精细,因为患者对药物副作用非常敏感,服药后症状加重了,你不知道是病情加重还是药物的副作用。有躯体疾病的患者本身还在服药,药物相互作用也需要谨慎处理。再次,他们需要心理层面的干预——很多患者的症状背后,是长期积累的情绪问题、人格特质、早年创伤,光靠药物无法触及根本。最后,他们需要非药物的物理治疗——神经调控技术可以改善大脑功能,对某些患者来说效果甚至优于药物。

“这四样东西,缺一不可。”周波说。他把这四种力量形象地称为“四驾马车”:医疗是方向,护理是基础,心理是深度,神经调控是补充。四匹马并驾齐驱,才能拉动心身医学这辆大车。

在这个模式里,医生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们要在床旁做心理沟通,要用患者能听懂的语言解释复杂的医学问题,要协调心理治疗师和神经调控师的工作,还要指导护理人员如何更好地帮助患者。

“好多病人出院时最感激的不是医生,是护士。”周波说。在心身医学的“四驾马车”里,护理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她们接触患者时间最多,带领患者做八段锦、感统训练,组织快乐感知团体活动,教会他们如何从痛苦中抽身。

“四驾马车”的理念听起来很好,但如何落地呢?这四匹马,需要有人把它们拴在同一辆车上。谁来协调?谁来整合?答案是一个新型的医生——复合型医生。

周波对复合型医生的定义很清晰:要有内科医生的广度,能识别常见躯体疾病;要有精神科医生的高度,能准确诊断精神障碍;还要有心理医生的深度,能理解患者症状背后的病理心理机制。但这样的人从哪里来?传统的医学教育体系里,没有这样的培养路径。

周波想了一个办法:把内科医生“改造”成精神科医生。他招聘有内科背景的医生,送他们去消化科、心内科、疼痛科轮转,再系统培训精神科知识。这些医生既能处理患者的躯体症状,又能识别症状背后的心理问题,还能熟练使用精神科药物。

但内科医生转型精神科医生,只是解决了“广度”和“高度”的问题。“深度”从哪里来?周波的办法是:让精神科医生补充心理学知识。这些知识,让他们能够深入理解患者的人格特质、早年经历、创伤事件,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干预。

那些被否定过的患者

在周波的诊室里,常遇到“三好”患者——试过好医院、好医生、好药,却始终未能痊愈。这些患者大多曾被其他医生否定、拒绝,甚至被暗示“装病”,他们痛苦真实,却查不到任何器质性病变,这种困境让他们陷入更深的焦虑与绝望。

周波曾分享过一位特殊患者:她严重怕冷,七月天竟穿着棉袄、裹着被子就诊,辗转多家医院检查无果,还被部分医生质疑“不是病”,让她倍感孤立。周波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细致询问其病史、生活习惯和情绪状态,最终发现,她的怕冷症状与原生家庭的成长逆境、现在家庭中长期被情感忽视、婆媳关系不好、情绪压抑等密切相关,是身体在表达内心难以言说的痛苦。

经过半个月治疗,这位患者穿着短袖顺利出院。她治疗前后的对比照片,成了心身医学科最生动的科普素材,也让更多深陷困境的患者知道了这个能为他们排忧解难的科室。

周波表示,这类患者治疗难度最大,但康复后带来的成就感也最强。他介绍,心身医学科患者主要来自三类:看科普主动就诊、其他科室转诊、病友相互推荐。口碑并非一日建成,需要医生对每位患者投入足够的时间与耐心。他的门诊常常加号,面对远道而来的患者,他始终不忍拒绝。即便门诊结束很晚,他也会耐心解释病情,直到患者完全听懂。因为病人耗时长,同样的挂号费,单次门诊量不及其他科室,但他不在乎这个。“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他说,病人说谢谢的时候,那个眼神、那个语气,你会觉得,这样做值。

一个个“三好”患者被治愈,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认可他的工作。这种来自同行的认可,同样是一种成就感。

“如果你懂心身医学,你很快就能成为当地的名医。”周波常记得中国心身医学泰斗吴爱勤教授这句话,也是他的亲身经历。

一个学科的生态

2011年,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成立不久,周波就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牵头举办综合医院心身医学高峰论坛。当时全国设立心身医学科的综合医院寥寥无几,不少同行对这个学科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周波没有急于说服众人,而是以“睡眠”为切入点,教医生们识别失眠背后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指导他们调整用药、判断转诊需求,这一务实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

连续三年的高峰论坛,让心身医学在四川医生群体中扎下了根。但周波并未止步,2014年,他在四川省医学会推动成立了心身医学学组。为证明该领域的价值,他组建了全省心身医学骨干讲师团,跑遍全省12个地级市,开展了15场巡讲,吸引约3000名医生参与学习。

四年后,学组工作获得四川省医学会高度认可。2018年,心身医学学组正式升格为心身医学专委会。又过了几年,全省14个地市级医学会相继成立了心身医学专委会,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为四川的心身医学学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波说,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群人的努力。“我们不仅是在推广一个学科,更是在帮助更多的患者。每一个地市级专委会的成立,意味着那个地方的医生能得到更多的心身医学相关知识的培训,患者就能少被误诊,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2020年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落成,周波团队床位从60张扩至300多张。他未急于收满患者,而是发现精神卫生的核心缺口:重型精神病仅占1%~2%,98%的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病耻感,不愿意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他们常以身体某个地方不舒服而辗转于综合医院各临床科室,然而,相应科室的医生又无法准确识别。

基于此,周波推动亚专科精细化建设,成立特色专科:与消化科建成全国首个心身消化科,诊治无器质性病变的胃肠不适患者;与心内科建成全国唯一心身心血管科,服务术后心慌胸闷人群以及心脏支架术后症状仍未缓解的人群;联合疼痛科、神经内科,分别成立心身疼痛中心科(疼痛医学中心)和神经心理科,干预慢性疼痛及记忆力下降、痴呆、神经变性疾病伴随的情绪问题。

其中最具开创性的是女性心身科的成立。面对不少人“只是将女病人集中在一起”的不解,周波解释,这一科室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女性在生命周期中更易出现情绪问题,且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卵巢早衰、不孕不育、产后抑郁等问题密切相关。他联合妇产科、中医妇科、乳腺科、皮肤科等多个科室,从身体、心理、容貌等多维度出发,围绕女性全生命周期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避免患者在各个科室之间辗转。

2021年,周波当选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副主委,同时担任综合医院心身医学学科协作组组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四川的经验,能不能复制到全国?如果能,需要做些什么?

他的答案聚焦四点:标准建设、人才培养、科普与国际交流。

在标准建设上,周波希望借助学会平台,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心身医学学科建设标准。人才培养方面,他正着力构建复合型心身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涵盖内科、精神科专业培训与心理学系统学习。他期待未来医学院能开设心身医学专业课程,让学生在校期间就系统掌握这三类知识。

科普方面,他态度坚定:“若大众不了解心身医学,就不会主动就诊;若医生不认可其价值,便不会处理或转诊患者。”为此,他要求各病房主任开通抖音账号,借助自媒体普及心身医学相关知识。他认为,大众在哪里,医生就应出现在哪里。

国际交流上,周波有着更长远的愿景:“我国精神医学以往多借鉴国外模式,如今我们已形成自身实践与创新,应当向世界展示中国心身医学的发展成果。”

如今的周波,每周仍坚持出门诊、查房,带着年轻医生讨论疑难病例。每天在病房里走一走,“只要病房稳定,心就安了”。

2026年初,周波当选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候任主委。他偶尔会想起1999年那个主动申请去精神科进修的自己。那时他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只是觉得“应该去学”。三十多年后,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医生的主动选择,究竟能走多远。


作者|王斐玉
运营|孙悦
来源|《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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